保护状况受关注 海南启动第二次野生动物调查

　　百年海南野生动植物调查史

　　1870年史温侯文中的海南兔彩图。 (海南大学辛世彪供图)

　　1919年，陈焕镛在海南。　(资料照片)

　　这是一段发生在海南岛上关于人与动物的传奇，它穿越140多年的历史，从晚清、民国到新中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再到21世纪的今天。一个个中外博物学家、动物学家来到海南，走过原始森林、灌草荒坡，走过水田旱地、滩涂沼泽，走过乡村城镇、海岛大山，他们宿卧山野、跋山过壑、烈日暴雨、迷路翻车……

　　他们令人肃然起敬。海南日报记者通过长时间采访，力图用短短的文字概略地记录下每一位调查者，以及他们为海南动植物调查所作的贡献。

　　晚清：

　　几个西方人的早期工作

　　1869年，史温侯记录到海南岛的鹿科动物，把一种鹿正确地指称为赤麂，写明这种鹿的前脚强烈地渲染着黑色而后脚差不多一律赭色。至今，伦敦不列颠自然历史博物馆里还保留着史温侯1870年在海南岛收集的两张麋鹿皮标本。因此，有人推测当时海南岛还可能有野生麋鹿，并且可以将麋鹿的分布区由北纬29°向南移至北纬18°。

　　1882年10月至11月间，美国传教士亨利(Benjamin Couch Henry)与同伴对海南进行为期45天的徒步考察。他们从海口出发，走西线经过琼山、澄迈、临高，从儋州南丰进入黎区，沿黎母山西侧向南翻越白石岭，到达今琼中的红毛镇。再出岭门，下乌坡，走船埠，一夜漂流至嘉积，然后返回海口。他们一路调查当地民俗和人文风情，观察自然地理和动植物，收集植物标本。

　　1886年，他据此行写成了《岭南纪行》的后半部《海南纪行》。据海南大学教授辛世彪介绍，亨利提到，自己在海南收集了200种植物样本，都是以前没有发现过的，交给著名华南植物学家汉斯(Henry Fletcher Hance)做鉴别分类。

　　亨利在书中介绍说，史温侯发现了一个新种的野兔，就是海南独有的“海南兔”，他是第一个发现并命名这种兔子的人。

　　1868年，史温侯在府城时，一位官员的儿子送给他一只海南兔，他将其解剖并仔细测量研究，加以命名。随后于1869年12月9日在伦敦动物学会的年会上选读并发表在次年的学会学报上，因此海南兔也叫Lepus Hainanus Swinhoe，是用史温侯的名字命名的。

　　史温侯记录了21种海南哺乳动物，并有一张海南兔彩色图片。海南兔在史温侯时代随处可见，但现在已属于濒危物种，被列为国家II级保护动物。

　　据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研究院邹发生介绍，我国1980年代出版的《海南岛的鸟兽》中记载了344种鸟，是包括从史温侯到当时的海南岛所有记录的鸟类的总和。在这344种鸟类中，34种鸟都是引用国外学者在海南岛考察所得结果。但从1930年代起，这些鸟再也没有记录到。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劳动，我们今天才得以知道海南岛上曾有过那么多美丽的鸟类和其他众多已消失的动植物。

　　民国：

　　“南陈北胡”奠定基础

　　在中国植物学研究史上，有两位彪炳史册的科学家号称“南陈北胡”。他们在民国期间都纷纷对海南的植物学调查倾注了心力，为海南的植物学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

　　1919年，陈焕镛在哈佛大学取得林学硕士学位，其毕业论文获得舍尔顿奖金500美元。按惯例，这笔钱用于获奖人前往欧洲游历，陈焕镛却提出要到中国采集标本。

　　陈焕镛在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时，就已立下保护、开发祖国植物资源，改变祖国植物学研究落后面貌的志愿。陈焕镛目睹一些国家的探险家、传教士和植物学家大量搜集我国珍贵植物出口，使我国植物资源不断外流，深感痛心。

　　时任阿诺德树木园主任的美国著名分类学家萨根特(C.S.Sargent)建议他去海南岛，认为那是中国植物标本采集的空白点。1919年10月，踌躇满志的陈焕庸只身携带简单的采集用具就前往海南岛，计划在那里逗留一年。

　　但不幸的是，他先是被毒蜂蜇伤，继又罹患恶性疟疾，终因体力不支，不得不遗憾地终止采集，前往上海治病。更不幸的是，首次海南行采集的标本，存放在上海招商局码头时因发生火灾全部被烧。不过，这次采集让他看到了海南植物资源的重要性，此后多次派人前往采集，为日后编纂《海南植物志》奠定了基础。

　　1927年，他在广东中山大学创设了农林植物研究所，自任所长。7年后，该所已先后采集香港、广东和海南岛的植物标本数万号。

　　就这样，陈焕镛在海南开启了中国现代植物学分类研究的图卷，并最终成为中国华南植物研究第一人，与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并称。

　　1923年，30岁的胡先骕赴美，也进入了哈佛大学，两年后获植物分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尚志学会和中华文化基金会的支持下，在北京创办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前身的静生生物调查所。期间，他多次派员到海南岛等地进行调查，采集标本。

　　值得一提的是，1934年，静生所与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山东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合作组成“海南生物采集团”，专程赶赴海南岛采集热带和亚热带的动物。我国首次在海南岛进行鸟类调查研究就是从这开始的。这一次的野外工作，历时一年多，采得标本一千多件。

　　喻兆琦是我国第一个从事虾类分类研究的学者，他于1934年秋应胡先骕之聘，成为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动物部研究员。1937年，他根据静生所历年采集的海南虾类标本百余件，逐一鉴定出18种，分属对虾、女虾、米虾、蛰虾、沼虾、渭虾6科，其中发现新种二，新记录者四，其余也都是海南地区的首次记录。

　　新中国成立后：

　　动植物调查长足发展

　　新中国成立伊始，北京大学生物系植物学教研室主任李继侗就抱着满腔热忱，参加了1951年海南岛热带植被资源的考察工作。当时他已年逾半百，但那种不怕艰苦、认真负责的精神和朴实作风，深深感动了年青一代。

　　1960年中科院中南分院出台“海南热带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研究规划意见”，派出中南昆虫研究所动物组开赴海南，进行了历时十余年的海南岛动物资源调查及保护利用研究。这是当时海南规模最大、最系统全面的动物资源调查。

　　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郑作新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他们在1963年4月至7月，以五指山为重点，分别在主峰的东南坡设有公馆、毛祥、文化三个点，野外考察48天;在海南岛的榆林、尖峰岭、那大、海口等地，野外考察42天，所得标本中，发现了4种海南新记录，包括蓝胸秧鸡、大苇莺等。

　　据中山大学生物系周宇垣回忆，1960年他到兴隆地区考察时常发现水鹿，但仅仅一年后，他再回去考察就很少看到了。“这是因为黑鹿被看成害兽，被当地猎人不断捕杀的结果。”

　　“文革”后，海南的科研考察再次进入一个黄金期。其中最大的当属“海南岛大农业建设及生态平衡综合考察”。

　　据中科院院士蒋有绪回忆，那是在1980年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一些科学家建议并决定组织一次专门探讨海南岛建设与生态平衡的综合考察和学术会议。1981年初，受国家科委等部委委托，中国林学会等16个学会参加了“海南岛大农业建设与生态平衡”综合考察工作。

　　考察发现，海南岛当时生态平衡遭到一定破坏，有些地区已相当严重，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加以改变。

　　1997年至1998年期间开展了海南省陆生野生动物调查。这是海南省建省以来第一次对全省野生动物的大规模调查，也是海南历史上第一次对野生动物种类、分布，特别是数量现状进行规范的调查，基本摸清了海南动物资源的家底。

　　15年后，海南启动了第二次湿地普查和第二次陆生野生动物调查，海南的动植物调查史翻开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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