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迷茫的当下和不得不行的未来

　　三

　　假如天从人愿，到2014年，中国的建筑业都采取了产业化的建筑方式，到2015年，绝大部分的中国人都开上了纯电动的汽车，未来却也未见得如我们所愿的那般绿色。因为从目前来看，在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一次能源69%依靠煤炭，发电量的80%左右来自火电。绿色和平组织依据中国各发电集团的耗煤量、二氧化碳排放量，供电煤耗、二氧化碳强度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等指标，对十大发电集团的气候影响进行评析。分析结果显示：十大发电集团2008年的总耗煤量超过5.9亿吨，占全国煤炭总产量的五分之一。2008年，仅排名前三的发电集团（华能、大唐和国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总和，就比同年英国全国的排放量还要多。

　　中国的电力企业急需向新能源清洁能源转型，可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现阶段太阳能发电的成本是煤电、水电的5-10倍，一些地区风能发电价格也高于煤电、水电。福建通达水电有限公司董事长陆辉在2005年就遭遇到这样的难题。作为一个民营企业，他拿到了一个水利项目，资源很宝贵，但自主开发的结果可以想象，必然是几乎无法承担的费用和难以预期的收益，在不舍得放弃的情况下，他经人介绍认识了大唐集团水电物资公司CDM办公室主任唐人虎。在唐人虎的帮助下，这个水电项目的二氧化碳减排量卖出了100万美元的价格，这笔钱让这个项目在还没有动工的情况下就有了一笔可观的收入。唐人虎所就职的大唐集团，作为中国最大的电力企业之一，近年也在积极地向新能源方向做战略转型。2009年大唐新能源公司挂牌成立，在整合大唐赤峰风电公司的基础上建立专业化的风电企业，并计划推进到太阳能发电、垃圾发电、小水电等其他新能源项目，以延伸风电产业链。但是唐人虎在央视 《对话》节目中也提到，在刚开始做清洁能源的时候，他的领导、现任大唐集团新能源公司董事长殷力给他的任务，就是CDM（二氧化碳减排量交易）。

　　CDM是一个因 《京都议定书》的签署而衍生出来的市场，《京都议定书》在确定了发达工业国家的减排计划之外，还确立了一些灵活的机制。在这一机制下，受到二氧化碳减排额度约束的发达国家企业和政府机构，可以通过技术转让或资金投入的方式，与发展中国家的节能减排项目进行合作，从而获得该项目所降低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抵扣其自身的排放量限额。这一规定催生了碳交易市场，而中国作为一个快速成长中的不发达国家，成为了这个市场中的最大卖家，根据高盛的预计，中国的碳交易市场达到了每年80亿美元的规模。而这成为了许多从事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企业的一种融资方式。

　　不过，CDM的概念在中国炒得很热，成功的案例却没有想象中那么多，福建通达水电有限公司只是其中的幸运儿。嘉润道和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刘敬霞律师的一位客户——位于河北省邯郸市的一个垃圾处理厂，在《京都议定书》生效那一年，在一次会议上接触到来自意大利的碳排放买家，双方一拍即合，从此开始了在CDM项目上的合作。然而几经努力，最后这个项目仍然半途而废，刘敬霞律师说，因为规模无法达到联合国的要求而流产。这在CDM项目上是很常见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联合国的文件审核非常严格，而在中国能够执行此类文件起草准备工作的专业人员，实际上相当匮乏。

　　四

　　马丁·路德金在1967年名为 《打破沉默》的演讲中说，“我的朋友们，我们今天面临这样一个事实，明天即是今天。我们现在面临着强烈的紧迫性，在这个无法预见却又琢磨不透的生活与历史里，赶紧做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吧。”作为地球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家美国，迟迟未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在奥巴马总统上台之后，却大打新能源牌，希望能够救经济、保增长。新任的能源部长朱棣文，对替代能源的重视和研发，已经反映了美国必须对中东石油减少依赖的经济成本收益考量，也显示了美国希望把握地球升温的大国领导责任的政治正确。

　　当然，绿色能源不会是三两年见效。绿色经济要取代石油经济产业链，恐怕需要十年二十年的时间。但是，现在能预见，未来绿色经济的霸主仍将是美国；这个过程中，中国如何占有自身应有的一席之地？今天不布局占得机先，日后可能就一再落后，到最后追赶都无门。值得庆幸的是，这一次，尽管艰难迷茫，我们却并未落后。

　　中国科技部全球环境办公室副主任吕学都，从1991年开始，他就开始主管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计划、政策及国际谈判，5年后，他成为中国气候变化谈判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亲身参与了《京都议定书》的谈判。吕学都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政府在碳减排问题上所做的努力，不逊色于任何一个发达国家。“中国政府确定了在‘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减少20％，相当于减少排放二氧化碳15亿吨左右。这样的成就，哪个国家可以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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