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的悬念

　　本报记者 刘海英

　　12月7日至18日，来自全球的谈判代表将齐聚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为达成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减排协议而努力。然而，综合各方消息，这次谈判的结果显然不会像童话故事那般简单美好。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活跃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最前沿的专家学者，听他们梳理此次大会的脉络，并对错综复杂的前景加以预测和分析。

　　减排目标——博弈的最大争端   

　　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博士说，此次谈判的最大争端集中在发达国家承诺的减排目标。他们现在承诺的减排目标是到2020年排放量在1990年排放标准上减少13%—19%，而按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发达国家应该减排40％以上。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已经有过好几次斗争。

　　美国11月底宣布，将承诺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欧盟一直认为美国制定的减排目标过低，但其内部也存在相当的分歧，比如让东欧和西欧的减排目标一样，东欧就感到有压力和不公平，因为他们的发展水准比中东还低。   

　　援助资金——水龙头都应打开

　　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女士说，钱当然是这次谈判的焦点之一，但最终很难达成一个令人满意的数字。对于帮助最贫困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问题，在发达国家当中还不会争议过大，但拿出钱来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的经济体，促进其能源创新和经济发展，发达国家的顾虑颇多，因此很难达成一致意见。

　　杨富强说，“77国集团＋中国”提出发达国家每年要拿出GDP的0.5%—1%，国际组织则提出应拿出1650亿美元，来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联合国提出的数字更是比之多出1倍到2倍，然而目前没有一分钱到位。这次哥本哈根大会至少要在资金援助问题上达成一个小于或等于1000亿美元的初期承诺，但这也不过是杯水车薪。

　　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区首席代表邹骥教授说，发达国家应先拿出先行基金，应该把所有的水龙头都打开，携手应对全球气候危机。

　　技术转让——发展中国家准备好了吗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徐明博士认为，在技术转让方面，发展中国家是否做好了准备，具体需要什么类型的技术可以提高能效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否制定出了这些技术的需求路线图，似乎大家对此的认识还比较模糊。

　　吴昌华表示，其实，很多人不理解技术转让的真正含义。这不是简单地交付图纸，任何一项技术转让，首先是有需求，并且能派得上用场，同时还要进行相关的技术研发以适用于当地发展。

　　杨富强说，关于技术转让的谈判仍然停留在纸上谈兵，目前还没有一例真正意义上的技术转让。有人把技术转让与技术合作混为一谈，两者虽有重叠但不一样。前者的标准有两个：是否有利于发展中国家；项目不在多而要起关键作用。应该有一套政策激励措施鼓励技术转让，如建立公共资金支持，实施示范技术，及派专人培训等。

　　结局如何——哥本哈根的悬念

　　徐明表示，美国近期提出的减排目标令人失望，其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要求相距甚远，与它要承担的责任也距离甚大。此次气候谈判大会的焦点还是集中在一个公平性原则的问题上。虽然发达国家承认历史欠账，但一直没有落实到实际行动上。此次大会的谈判结果并不乐观，即使把减排目标都放在桌面上，但要拿出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也是不太可能的。

　　邹骥认为，发展中国家是占据道义的制高点的，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要寸土必争，争得排放权益。此次哥本哈根大会谈判的结果很可能有三种状况：形成一项掺水的协议，只是泛泛而谈，并不能解决实质性问题；出现不妥协的局面，历史上就有发展中国家抵制发达国家的事件；通过各国政治家、专家、学者和媒体的智慧，在某些领域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案。会议结果的最终影响恐怕还要假以时日才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