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班会议：光明抑或暗淡？

谈判结果有几种预测？

    德班会议需要谈判磋商的时间非常有限，对会议成果的期待不可太高。现有预测德班会议成果的3种情景。

　　第一种情景是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和有强制力的条约。在德班会议上，大家的关注重点是，发达国家能否在气候变化恶化的情况下承诺更高的减排目标。在关系《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命运时，能够出现转机的关键是世界各国领导能否做出睿智的政治抉择。显然，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几率很小，希望暗淡。

　　第二种情景是达成与《坎昆决议》类似的决议，把悬而未决的问题留到明年继续讨论。德班会议可能把适应委员会的管理、构成和具体规范落实下来，并初步运行。绿色气候基金、技术转让等工作进展也望获得肯定。然而，许多主要问题可能仍然停滞不前，需要更多时间协商谈判。第二种情景有望达到，但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

　　第三种情景是达到像《哥本哈根协议》那样无约束力的文本。这种情景几率较大，但大家都不希望是这种结果。

　　无论是第二种还是第三种情景，都会导致后年(2013年)和更长的时间内(2015年)形成如下“夹生饭层”的局面(即前有《京都议定书》，后有新的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力的条约):各自目标，分别表述，自愿实施。只不过第二种情景中，尚有较好的运作机制，推动自愿实施。这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的政治减排意愿不强，又增附一些苛刻的条件。尽管可能延长《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的期限，但实质没有改变，谈判依然会拖而不决。

谈判局势有何变化？

    ■变化一:二氧化碳排放增长

　　在今年的非正式会议期间，许多国际组织发表报告指出，按照目前各国的减排承诺，要实现本世纪末将升温控制在2℃的目标，2020年仍有60亿~9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的缺口。

　　按照目前各缔约方做出的国家减排行动计算，发展中国家减排占56％以上。2010年是近20年来二氧化碳排放增长最快的一年。不包括土壤排放，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在I990年的水平上增加了45％。主要排放增长来自煤炭消耗，达到了1970年以来的最高点。而能源增长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

　　■变化二:政治生态环境改变

　　气候谈判的政治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0年，在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发达国家占70％以上。2010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比例大致相当。但从人均碳排放量来看，发达国家仍然比发展中国家高出几倍。

　　动态变化的趋势要求在谈判策略、政策、方法等方面都应该做出相应调整。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排放国应按照自己能力做出适当的国家减缓行动方案。而发达国家无视气候变化的基本原则，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不相匹配的责任，也需要调整。

　　■变化三:法律约束力存争议

　　澳大利亚和挪威政府代表团在今年的巴拿马会议上提交了一份建议书，提出对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和长期合作行动中的减排目标进行有法律约束力的标定，同时对发展中国家，除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外，也要做出强制性的减排承诺。在此基础上，才谈到进一步提高减排承诺的目标。

　　提议得到欧盟、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美国等国的呼应。有NGO评论说，除减缓议题外，这份建议没有涉及适应、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等在巴厘路线图载明的其他重要议题，要求发展中国家做出强制性减排，却减弱了发达国家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承诺。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法律形式的强制力”的理解是不同的，发展中国家认为《公约》本身就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的原则下，用强制力约束和实现承诺，并规范和保护这种强制力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变化四:核算体系不明确

　　在《坎昆决议》中，MRV的要求对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有不同形式。对发达国家要进行国际评估和回顾，核算体系首先要求是透明度高。

　　透明度要求针对政策效果、统计数据、计算方法、假定条件、排放清单、碳库、碳汇等。但是许多方面仍存在问题。例如:在碳中和利用什么方法？“全经济”排放的定义是什么？土地利用和土地利用变化的准则是什么？如何防止碳泄漏？什么样的温室气体和产业部门要包括进来？如何避免重复计算？

　　透明度还意味着各发达国家通过IAR对减排目标进行对比。要建立起统一的核算体系和准则，才能适应“可比性”的要求。否则，就很容易产生重复计算，造成决策误判，以及对全球减排行动的有效性产生怀疑等。在称为“环境诚实度”的标准下，统一的发达国家核算体系和准则显得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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