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专家解析气候变化问题热点

中国网讯 11月29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6次缔约方会议在墨西哥著名的旅游城市坎昆召开。中国网就气候政治、坎昆会议前景等热点问题专访了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所长葛全胜。

全球气候增暖是当前全球变化的突出标志

葛全胜在谈到气候变化在全球变化中所起的作用时介绍说，“全球变化”（Global Change）是指由自然和人文因素引起的，影响地球系统功能的全球尺度的变化，其科学基础是地球系统科学，涉及到数十年到百年、或更长的时间尺度。气候系统既是地球系统的组成部分，更与地球系统的其他诸多要素和过程紧密关联，是全球变化中最活跃的因素，全球气候增暖是当前全球变化的突出标志。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认为，1906～2005年地球表面增温0.74℃。由于全球增暖，20世纪海平面上升0.17米，南北半球的山地冰川和积雪都在退缩，格陵兰冰盖正在减少，动植物物候发生了改变。如果大气中温室气体含量得不到有效控制，21世纪末全球预估将增温1.1～6.4℃，海平面上升0.2～0.6 米，热浪和强降水等极端事件的发生频率增加；人类社会系统将面临气候变暖带来的诸多影响，如粮食减产、居住环境恶化、身体健康受损等。关于全球增暖的原因，IPCC认为，20世纪中期以来全球增暖很可能是由人类活动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CO2）等温室气体增加造成的。2009年，大气中的CO2浓度已由工业革命之前的约280ppmv增加到386.8ppmv（ppmv表示百万分之体积）。

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

葛全胜赞同气候变化已经从一个科学问题转变成全球政治经济的博弈的看法。他说，尽管气候变化涉及很多纯科学的问题，认识和应对气候变化也都离不开科学家的真知灼见，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主要还是一个政治角力的舞台，并日益受到全球各种力量的重视。以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为例，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超过了2万人，中国总理温家宝、美国总统奥巴马等多位大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也参加了会议，并对达成《哥本哈根协议》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气候变化之所以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政治经济问题，究其原因，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阐述的，“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中国科学家研究了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5国自1900年以来的人均CO2排放量变化历史，结果显示出两个鲜明特点。一是这些发达国家都经历过人均CO2排放高速增长期, 如美国1901～1910年的人均CO2排放增长率平均为5.04％，德国在1947～1957年为9.89%，日本在1960～1970年则高达11.98%。第二个特点是发达国家都出现过人均CO2排放高峰期, 如美国在1973年、英国在1971年、德国和法国在1979年分别达到人均排放高峰, 其后开始略有下降或基本保持不变。这个人均CO2排放高峰期，往往对应于基础设施大量建设和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

由于气候变化本质是发展问题，因此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实际是围绕如何确定各国未来的是发展空间展开的，其具体表现形式是确定未来具体的大气CO2浓度控制目标和各国具体的排放限额（抑或减排目标）。此次坎昆会议能取得何种成果，仍然取决于关于这些目标的谈判能有何进展。而要取得实质进展的关键在于，发达国家应承担历史排放责任，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公平分配未来指标。

从历史与现实角度来看，前述提到工业革命以来大气CO2浓度大幅提高，主要是由发达国家造成的。1900～2007年，发达国家（这里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件I国家）累计排放了2266亿吨碳，占这期间全球累计碳排放的比重超过了72.3％，其中美国900亿吨（占全球的28.7％）、欧盟739亿吨（占全球的23.6％）。因此，发达国家在造成目前全球增暖形势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与此对应，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刚刚起步，历史排放远不及发达国家；同时，发展中国家受经济实力限制，抵御气候变化危害的能力远不及发达国家，成为了气候变化的主要受害者。

从未来的角度看，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后，在2050年前将全球温度较工业革命前升温幅度控制在2℃以内（学术界简称“2℃阈值”）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根据IPCC观点，2050年气温较工业革命前上升2℃基本相当于大气CO2浓度升至450ppmv（但学术界对该观点尚有争议）。中国科学家的研究表明，按照450ppmv的浓度控制目标，1900～2050年全球碳排放空间为5524亿吨碳。1900～2005年，全球累计排放了2962亿吨碳，因此2006-2050年还剩余2562亿吨碳排放空间。但是，由于发达国家先于发展中国家少至数十年、多至上百年开始工业化进程，部分发达国家已经提前大量超额消费了其应得的排放空间。例如，按照“人均累计CO2排放”指标，美国在1957年就已经用完其1900～2050年排放总配额。同样，英国在1951年、德国在1970年、加拿大在1975年、澳大利亚在1986年、法国在1990年已先后用完各自的排放总配额。因此，发达国家多年来的排放属于“赤字”排放，未来应采取实质性措施偿还其历史“债务”，并保障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所需的碳排放增长空间（研究表明，中国在2038年前后将用完排放配额）。

发达国家不愿偿还其历史“债务”，也不愿率先进行实质性大量减排

目前各方对坎昆会议的期望普遍比较低迷，认为不会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展望坎昆会议前景，葛全胜说，尽管发达国家承担历史排放责任，并公平分配未来排放指标，符合公平正义的普适原则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但真正落实这些原则，仍然存在许多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是，发达国家不愿偿还其历史“债务”，也不愿率先进行实质性大量减排。例如，早在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中，已经对多数发达国家提出了2008～2012年间比1990年排放量降低5％～8％不等的要求，其中美国的减排义务为7％。然而，布什总统任期内，美国退出了《京都议定书》；奥巴马总统上台后，虽然美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出现了积极的转向，但美国政府2009年提出的减排目标，仅相当于2020年比1990年减排4％，不仅减排比例比议定书低了3％，而且减排时限向后推了8年。目前，发达国家仍处于高排放状态。例如，2007年，美国人均排放量为5.28吨碳，是我国（1.35吨碳）的3.9倍，澳大利亚（4.84吨碳）和加拿大（4.61吨碳）则分别是我国的3.6倍和3.4倍；1990～2005年，日本人均年排放量保持了年均1%的增长。

由于发达国家的减排意愿不强，许多人都对坎昆会议的前景做出了低迷的预计。11月19日，中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院总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组长温家宝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会议表示，中国将“一如既往发挥建设性作用，与各方一道推动坎昆气候大会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显示出积极的姿态，坎昆会议无论是要克服谈判的主要障碍，还是要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关键在于发达国家要显示出更大的政治意愿。

“快速启动基金”的“含金量”一再压低

在谈及300亿美元的“快速启动基金”问题时，葛全胜说，在确定减排目标之外，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与技术援助也是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重要议题之一。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发达国家承诺2010～2012年提供300亿美元的“快速启动基金”，援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诚然，这笔资金一旦兑现，对发展中国家减小在气候变化中脆弱性、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必将有所帮助，但与世界银行2009年研究报告预测气候变化每年导致发展中国家750亿～1000亿美元的损失相比，其资金规模显然太小。不仅如此，这笔资金能否兑现尚存疑问。关于这笔资金的来源和分担计划，至今没有明确；何时启动基金，如何管理基金，还是有待坎昆会议继续讨论的议题。此外，美国一直强调其出资是附带条件的，即所有国家的减排行动和计划都必须是“透明”的，这一条件恐难以被全体发展中国家接受。以上诸多因素，导致300亿美元“快速启动基金”的“含金量”一再压低。（记者 李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