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面临“休克”

”都必须参加。主要排放国家显然包括美国和基础四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 这种条件明显地不能被接受。美国在今年的曼谷会议上明确地表示，美国不会支持自上而下承担减排目标的国际条约，以及对未完成减排任务后果的相关规定。基础四国和其他排放较多的发展中国家必然会坚守“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不会参加这类条件的讨论。美国和基础四国的态度明显地表明，新的协议“此路不通”。

　　发达国家还认为，在做出上述协议的承诺之前或者同时，还需要同意建立减排承诺的技术审计规定。如果这些条件也不能满足，并在波恩会议上对此规定开展讨论的话，几乎肯定地说，他们坚持在《京都议定书》中不承诺第二承诺期的减排目标。无须质疑，这些条件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在双轨制的谈判中，在《京都议定书》的谈判小组中，发展中国家要求有《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而发达国家设置了新的不可能接受的条件，试图将《京都议定书》的一些讨论结果转变成长期合作行动（LCA）小组的讨论内容，合二为一。

　　在《京都议定书》谈判小组中，有关第二承诺期的分歧，不但没有弥合，反而逐渐扩大。离明年第一承诺期截止日期（2012年12月31日），只剩18个月的时间了。在这么短的时间要弥合这种扩大了的分歧，困难重重。这就危及到第一和第二承诺期之间无隙连接的要求，可能会产生空档期，使《京都议定书》的实施法律程序和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有的发达国家拒绝承认《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有的发达国家尽管对承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设定了不可能满足的条件，但又表示，不会否认《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因此，第二承诺期正处于“休克”状态。

　　发展中国家坚持双轨制，坚持附件一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做出减排目标的承诺，坚持平衡推进的谈判程序和结果。我们怎么解读《京都议定书》及其第二承诺期的政治生命呢？第二承诺期正处于“休克”状态，谈判如果仍然停滞不前的话，第二承诺期既没有实质的活动能力，但又没有宣布不存在，这就进入了一种比较长期的“植物人”的状态。在法律的定义上，第二承诺期依然存在。但在实质的活动中，第二承诺期已失去发挥效能的死亡状态。《京都议定书》中有许多机制是有效的，比如说CDM机制和市场机制等。如果这些机制还能继续发挥作用，能被认为第二承诺期存在吗？如果第二承诺期没有承诺目标，谈判仍然胶着僵持的话，这些机制能否继续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发挥作用，就会受到挑战和否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休克”状态会对《京都议定书》产生什么后果？《京都议定书》的命运如何？政治风险是什么？这都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在气候变化谈判中，正是考验各国在面对气候变化挑战时，能否制定睿智的谈判策略和做出正确的决策。

　　（杨富强，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气候变化与能源高级顾问；昂莉，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北京代表处气候和能源项目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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