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碳税撬动全球低碳转型

　　澳大利亚，全球第13大经济体，人均收入全球第五，人类发展指数（HDI）全球第二，人均排碳量全球第一。11月7日，澳大利亚历史性地通过了碳税征收法案，就全球的气候变化应对进程而言，这是澳大利亚政府，也是国际社会在削减温室气体排放上所迈出的重要一步。其影响在于：

　　其一，澳大利亚的碳税政策将使美国在气候变化应对问题上进一步孤立，触动其相关立法进程。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进程中的核心问题是温室气体减排的责任分配及其机制。与发展中国家较为统一的口径相比，发达国家内部对于减排责任分配意见相左，实为阻碍全球减排谈判进展的关键所在。

　　欧盟是减排急先锋，美澳相对保守，日本则在核事故后趋势不明。然而，澳大利亚的碳税法案却打破了发达国家在减排问题上的均衡态势，澳大利亚立场向欧盟靠拢，这意味着除日本外，发达国家中只剩下美国仍裹足不前，这对于美国而言应是一种很大的触动。一则，在国际社会丧失同盟军使美国的消极减排立场更显孤立，其消极减排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将受广泛质疑，有损其国际形象；二则，如果其他发达国家都逐步借减排实现低碳转型，那么美国继续维持其消极减排立场无疑将影响社会经济未来的成长与发展，有损其国家利益。

　　在以上两点的作用下，可以预见澳大利亚碳税法案将使美国在减排问题上的压力逐渐增大，极有可能在近期加速其国内气候和新能源等相关法案的立法进程。而一旦美国的立场出现调整，推动发达国家整体上走向积极减排，那么这将减低全球减排分配和合作的谈判难度，有利于全球气候变化的整体应对进程。

　　其二，澳大利亚的碳税政策将抬升高碳资源能源的国际市场价格，提高可再生能源资源的性价比。

　　作为全球主要煤炭、钢铁等矿石资源出口国，澳大利亚对于高碳资源能源的国际市场价格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碳税的杠杆作用下，首当其冲的便是其国内各种资源能源矿产行业，长期必然造成该行业生产成本提高，利润空间下降，最终带动国际市场价格的攀升，尽管这对于全球传统的高碳产业部门是一个坏消息，但对于以可再生能源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部门而言，却绝对是一个利好消息。

　　从直接的效应来看，在全球可再生能源的主要供需市场结构中，欧美澳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是消费的主力军，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则是主要供应方，推行碳税必然会进一步刺激增加澳大利亚国内可再生能源的消费规模，扩大其对国际可再生能源的市场需求，提振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市场信心。

　　此外，近年来，随着科技进步和市场规模的逐渐扩张，以太阳能为主的可再生能源部门一直处于蓬勃发展之中，统计数据表明，其成本正以接近于年均7%的速度下降，目前基本上已与天然气使用成本持平，仅与石油、煤炭等石化能源的成本有一定差距，其发展前景令人瞩目。此次澳大利亚碳税如能带动国际煤炭价格提高的话，将进一步挤压各国传统能源生存空间，间接地提高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价值，推动各国工业部门转变能源利用结构，为可再生能源的市场推广注入新的动力。

　　其三，澳大利亚的碳税政策将在全球形成新一轮的低碳发展竞争，“自我选择激励”将成为国际减排新模式。

　　此次碳税政策从根本上而言仍是澳大利亚政府出于本国经济发展需要，推动本国低碳转型的重要步骤，但其任何意义上的成功都会给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带来新的减排推进模式，那就是基于提高本国竞争力而推行各种减排政策的“自我选择激励”模式，这在当前国际社会缺乏有效减排约束框架的情况下尤显重要。

　　一方面，从经济学的效率观点来看，资源和要素应配置在能使其边际产出最大化的地方，碳排放作为新兴资源品也不例外，发达国家拥有过多的碳排放自由度实际上会阻碍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充分发挥技术、资本、市场等方面的先发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则仍需要较长的过渡期来积累量能，在过渡期里，充足的碳排放量是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因此，相比之下，总体上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边际产出效益是高于发达国家的。

　　另一方面，从目前趋势来看，即便是作为碳排放大国的发展中国家，也未必甘心自愿退出新一轮的低碳转型竞争，它们在争取更多碳排放权利的同时，也在积极准备发展低碳相关的技术、产业和经济体系，以其后发的优势来应对低碳竞争挑战。

　　因而，澳大利亚政府适度推行碳税等减排政策在长期非但不会削弱其国家竞争力，反而还会通过摆脱碳排放依赖，提高其整体竞争优势。就此而言，澳大利亚政府实际上是以有选择的“自我激励”方式来寻求实现碳减排目标，此举必将打破国际碳减排博弈僵局，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自我选择激励”的示范效应，掀起各国向低碳进军的新高潮，并可能由此出现新一轮的以低碳发展为目标的国际竞争。

　　澳大利亚碳税的政策效应将持续发酵，并通过其国家所特有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波及全球，最终撬动世界向低碳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