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要打造低碳滇池

水葫芦 本报记者 王宇衡 摄

种采36万吨水葫芦处置投入要1亿，有关专家认为滇池治污要增加水面，而不是覆盖水面

郭慧光：要打造低碳滇池

滇池水葫芦从种植、采收再到处置，作为研究滇池40余年的郭慧光而言，始终对在滇池内种植水葫芦持反对意见。他称几年前的实验证明，水葫芦的后期处置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资金投入，他更提倡打造低碳滇池。

当然，来自各方的专家和市民也各有看法。有的认为他们关心的是水清，而资金这些年滇池投入得还少吗？有的认为，不能把滇池治理作为科学实验的“小白鼠”，也不能作为环保企业淘金的肥沃土壤，而是一场紧迫的战斗。

滇池“病”了 “追溯一下，就是污染”

1976年，云南省环境研究所（下称环科所）建立。次年，郭慧光（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所、现为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原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来到该所工作，他开始对滇池进行科学研究。

郭慧光对滇池的定义是一个典型的高原断陷湖，云南全省有300多个高原湖泊，现在只有30多个（包括水库），消亡了90%以上。就滇池而言，“从自然环境的多样性来看，滇池要保护好，人类要积极主动地延长其寿命”。

上世纪70年代末，在滇池沿线相继建起了磷肥厂、发电厂、化工厂、冶炼厂。1978年左右。郭慧光在昆阳磷肥厂考察时发现，当地农民的耕牛买来了一年就再也不能做活了，其骨关节膨大导致了骨质疏松，之后再也站不起来。“因为它体内有氟化物，取代了钙。”

那么，近邻滇池是否也“病”了？郭慧光那时对滇池就有了隐隐的担忧。他发现滇池内有机物重金属含量局部增高，氟化物也逐步增高。1978年，在郭慧光的带领下，第一个研究项目就是滇池水体内的有毒物质在滇池水生生物中的转化积累。那时，研究者们只针对滇池内的有毒有害物质进行研究，注重的是重金属和氟化物在滇池内的含量，没有把眼光放在氮和磷的研究上。这个问题之后在科研人员的攻关下得到了有效的治理。

在对重金属和氟化物的无机污染的研究中，从1986年起，郭慧光和他的同事们发现，滇池水质发生了黑臭变化，草海尤甚。滇池水体中氮、磷和蓝藻等有机污染物在逐年急剧升高，已经达到湖泊富营养化的中高级阶段。“追溯一下，就是污染”。看着一天天变化，所有人都开始心痛。而水葫芦已经出现并在局部水域泛滥。

1980年，环科所又开了一个项目，着手研究滇池的有机污染。“而当时研究滇池要有上百万元才行，我们也只能一步步进行。”郭慧光说，当时，这是云南省第一个国家级的攻关研究，根据实际的需要，他们需要既研究开发又要研究滇池的保护，协调经济的发展可持续。

治污投入 当年4个亿和现在上百亿

郭慧光今天仍然清楚地记得，1993年，环科所在郭慧光的主持下做了一个治理滇池的8年计划：用8年的时间花30个亿（不包括污水处理厂），分三个阶段28个项目把滇池治理好。“当时滇池已经是四类水，有些局部超五类了，我们的目标是到三类。”郭慧光说，当年制定计划的时候，他就认为，滇池污染要一个一个治，而且必须科学、审慎、循序渐进。当然，郭慧光直到退休，还是没有看到滇池水变成三类水。

郭慧光回忆，在确定加大力度治理滇池后，他着手和科研人员制定18年治滇计划。滇池治理从三源出发：点源、面源、内源，构筑一个三源治理的系统工程计划，再辅以水资源的综合调控，必须陆地和水一起治。点源包括工厂的排水、城市污水，要有组织排放污染源。面源即地表径流原污染物通过它们无组织进入湖泊。内源是指空中沉降和外来物种、底泥的释放等。

从1993年开始算起到2001年的8年间，郭慧光认为“当时30个亿是个天文数字，而且我想滇池应该能治理好”。但他说，“真正投入到滇池的费用却不到4个亿，而且主要投在了垃圾处理厂和污水处理厂上。”他说，当时水葫芦治理每年投入300万元，蓝藻的处理工程花了2个亿，即南北截污工程，加上建了一个沙河污水处理厂，但这只是污染转移，完全没有治理。“全部加起来也不到4个亿”。

郭慧光说，投入资金暂且不论，在治滇上也没有按计划进行。“修改方案，浪费了许多钱，至今没有按计划进行。现在是上百亿，和当年的30亿不可同日而语。”

变废为宝 水葫芦处置“成本惊人”

“不能简单地说是可行或不可行，但是一定要进行种植前的资金投入的研究。”说起水葫芦的种植，郭慧光记得，2000年左右，云南省第一个省院、省校的合作项目：滇池凤眼莲工业化参数的研究提上日程。为了研究水葫芦渣的用途，他们曾经做过为期两年的渣处理实验，“实验证明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成本问题”。当时，仅就新鲜水葫芦的脱水、晾干，他们进行了实验。他们以两年时间计算，共完成日均处理9吨鲜凤眼莲，含水率为92.5%，仅取其叶，废除其茎，最后取得了2.5万吨的干粉。

如何脱水、晾干？当时郭慧光他们根据各种饲料草粉的市场价，对比了许多工艺，做了三类四种工艺实验，选择了最便宜的工艺来做。他们设定水葫芦干粉的预期价格为0.60元/公斤以下，通过技术处理，水葫芦干粉制出来了，其粗蛋白、维生素等含量都比普通粮食高。以这些干粉为添加剂，省畜牧研究所进行了200头猪的喂养工业化研究，肉质很好。

“这么好的东西不做成饲料是非常可惜的，但是，它的成本却高得惊人。”郭慧光说，他当时实验出来的仅从脱水、晾干到最后处理制作完成，每吨水葫芦的处置成本要花费8万，当年9吨则为72万元。如果按今年要处理36万吨鲜凤眼莲，共计花费4050万元。“这是除了运费的出厂价，还没有算水葫芦种植的投入以及水处理。”

据记者了解，负责草海水葫芦种植的某公司透露他们共投入了3000万，那么仅算是草海的水葫芦种植，加上处理，共计约7000万。加上污水处理厂的水处理，“如果都算上，处理也要约1亿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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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打造低碳滇池

郭慧光：提倡打造低碳滇池。他说，水葫芦的确是一个绝好的净水能手，但是对滇池这个浅水湖而言，水葫芦根本不可能彻底打捞干净。而任何淡水湖泊从形成的那一天开始就在向消亡和填平化走，其实质就是一个碳的积累过程，所以要保护湖泊就要建立一个低碳的湖泊。“不能用高碳的手段来做，种水葫芦就是向里面投放碳的过程。”保护淡水湖要求的是增加水面，而不是覆盖水面，是要使水体形成良好的物质循环条件，而水葫芦改变了原来的良性循环的状态而增加了水面的覆盖。

“总原则是趋弊就利，好的就是一个绿色银行，没有好好利用它，就是把碳释放到了湖泊。这边追求GTP，那边却不计成本。”郭慧光认为，滇池现在最需要的是建造它的生物多样性和良性循环，要有一定的植物但不能过多，防止其填平，而用最自然的手段，如滇池要进行大规模的拆除防浪坝就是他最为赞赏的事之一。另外，改变传统产业结构，建设绿色的可循环的产业结构也是治滇之本。

“不是实验是战斗”

候明明（昆明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他关注的并非是滇池的投入问题，“已经投入了上百亿元了，还在乎水葫芦的采收处置花1亿元？水变清了才是正道。”侯明明说，现在对滇池的治理实际上“就是一场战斗”，滇池在多年的污染中，“它就是一个大实验场，各方专业人士都在对它的治理进行实验，滇池投了数不清的钱，而实验的结果呢？我们都看到，它还是没有清。”侯明明说，对滇池的治理现在需要的不是实验而是战斗，“与污染争时间争空间，而不是讨论钱的问题”。

侯教授认为，滇池治理固然需要循序渐进，但是目前更需要“打仗的紧迫感”，而且需要规划。他是一位栽种水葫芦的赞成者，“不能再拿滇池做试验了，要有种之前就规划好如何收的问题，没有收的能力，就少种一点，但一定要及时收。”侯教授说，他曾经提出水葫芦应该在10月份收完，但是眼看已经到了年底，“如果收不完，水葫芦又再次成了污染的罪魁，到时候谁来承担责任？”

投入应该公开透明

伍宗兴（昆明市原政协委员）：伍宗兴关注滇池多年，她认为，滇池治理投入现在并不能以钱来核算了，滇池的投入连老百姓都知道是一个“天文数字”，“问题是这个‘天文数字’老百姓的确不知道是怎么分配的，所以我认为透明很重要！”她说，现在为什么老百姓有那么多的疑问，就是因为透明度不高。“如果大家都知道钱用在了哪些地方，并且用得其所，老百姓还会有疑惑吗？我相信大家都会理解的。”伍宗兴说，仅以此次种水葫芦来说，在投入资金上，她没有见过明确报道水葫芦的种采收方面的资金分配，“如果没有经过环评或者在治理滇池上是一笔糊涂账，我们是不是能够这样说：这很容易滋生腐败和欺骗？我们需要的是监督和问责体系！”

别把滇池当小白鼠

刘丹（昆明市民）：滇池污染已经不是一两个年头，而治理也有多年，资金也投入了许多，“1亿元算什么？水清才是我们老百姓要的。但多年的治理，效果不明显，甚至污染一步步加剧。究竟问题在什么地方？我的疑问是大量的资金投入是用在具体的有效治理措施上，还是形成了某种以污染治理为口号的‘环保经济’发展？”刘丹说，滇池治理养活大量的环保企业和研究机构，这种“环保经济”资助的企业，研究项目等等，如果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对滇池治理没有任何建树，是不是可以被视为一种浪费和损失？他认为，不能把滇池治理作为科学实验的小白鼠，更不能把滇池治理作为环保企业淘金的肥沃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