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专家详解德班会议：德班虽远 “低碳”很近

　　11月28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七次缔约方会议在南非德班开幕，将持续至12月9日。

　　德班会议谈判焦点是什么？前景如何？中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面临哪些挑战？应该如何应对？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对话气候专家。

　　【对话人】

　　潘家华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

　　齐 晔 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能否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协定，是各方关注焦点

　　记者：目前，大家都很关注德班会议，能否介绍一下有关情况以及各方关注的焦点是什么？

　　潘家华：《京都议定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法律文件，它的第一承诺期将于2012年底到期。能不能形成一份有关第二承诺期的国际法律协定，使《京都议定书》得以延续，是南非德班气候变化会议各方关注的最大焦点。

　　德班会议是非常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与会各国能不能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协定、2007年制定的“巴厘路线图”能不能落实完成，在这次会议上将有个了断和结果。

　　在德班会议上，如果不能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应该怎样走、进程如何安排，也应该达成政治上的意愿和共识。

　　记者：您认为会议前景怎么样？

　　潘家华：德班会议既有有利因素，也有不利因素。有利的方面在于世界上各国对气候变化的认同，包括对气候变化问题比较保守的美国，也认同应该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德班会议有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谈判，表明政治上的认同感没有衰减。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态度积极，希望推动谈判进程。

　　也有很多不利的因素：第一，发达国家拒绝《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减排目标，使《京都议定书》的存废存在一个很大的问号；第二，近几年，发达国家自身遇到一些困难，美国的党派之争使气候变化问题到不了靠前的议程，国际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及日本地震海啸核事故，使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缓慢；第三，一些发达国家在率先垂范、大幅减排方面做得不好，这会影响发展中国家减排的信心。

　　发达国家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绿色气候基金

　　记者：很多人对德班会议的成果预期较低，认为难以就《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达成协议。

　　潘家华：德班会议肯定会有成效。我相信，即使没有就第二承诺期形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国际社会也有足够的智慧，使《京都议定书》以某种形式延续。

　　比如在有法律意义的国际协定难以达成的情况下，明确提出政治宣言或者政治承诺，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和延续《京都议定书》，成为今后各国进一步谈判的基础，从而继续推动发达国家进一步大幅度减排行动，促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共同合作保护气候、实现低碳发展。

　　另外，绿色气候基金是德班会议的核心议题之一。根据《哥本哈根协议》，发达国家应该在2010年至2012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300亿美元的绿色气候基金，到2020年达到每年1000亿美元。目前看来，经过双方谈判、妥协，德班会议上资金问题可能会有部分解决，但发达国家可能会对资金的使用提出附加条件。

　　中国仍处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出口仍处高位，减排形势严峻

　　记者：中国减排的压力和挑战，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齐晔：中国要完成“4045”(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1617”(“十二五”期间能耗强度下降16%，二氧化碳强度下降17%)的目标，非常不容易，充满挑战。

　　首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出口占GDP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出口额仍处于高位。这些因素驱动着中国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进一步增长。

　　其次，“十一五”时期，大量成本较低、节能效益较好的技术已经得到广泛使用，使能耗继续下降的空间变小，节能减碳边际成本将不断上升。

　　我国“十二五”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1亿吨标准煤的目标，并不容易实现。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1亿吨标煤估计，2015年中国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将可能达到84.6亿吨，中国的二氧化碳减排形势异常严峻。

　　居民的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应得到引导

　　记者：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低碳发展报告》强调，建筑、交通等与消费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过快增长，对中国的低碳发展构成巨大压力。

　　齐晔：当前，中国公众消费行为正在发生剧烈转变。2010年与消费直接相关的建筑和交通碳排放约占社会排放总量的31%，与2005年相比增长了41%，快于社会总量的增速。“十一五”期间，消费排放的二氧化碳，是生产排放二氧化碳的一半，但前者的增速远高于生产部分的增速，特别值得关注。

　　我认为，居民的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应当得到引导，否则，消费侧二氧化碳排放的过快增长，将对中国的低碳发展构成巨大压力。

　　例如，在鼓励大家购买小排量汽车、新能源汽车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完善公共交通体系，使公共交通体系便捷、舒适，使乘坐者感到“有尊严”。不解决这个问题，能买得起车的人可能就会去买。再比如，北京市有不少自行车道变成了机动车辅道，骑自行车成了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但在丹麦、瑞典等北欧国家，无一例外地创造便利条件让大家骑自行车，大大减少了能耗和碳排放。本报记者 刘 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