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专家:生物技术与新能源是新工业革命方向

　　核心问题亟待突破

　　王昌林认为，虽然新科技革命还处于孕育阶段，但是它真正要取得突破还要解决一些核心问题。

　　生物技术方面，基因组计划并不是测序工作完成就大功告成了，目前基因组计划对各个基因的功能还未搞清楚，但是这个工作量巨大，完成过程可能还需要一二十年的时间。

　　新能源方面，风能基本已经成熟，其成本虽然能够控制在比较低的水平，但是受资源限制明显，风能上网的问题需要解决。从理论上来看，光伏产业潜力巨大，但是它也面临一些问题，就是未来的技术进步路线不清晰、成本仍然高居不下、转化效率低。多晶硅的转化效率也就20%左右，并且生产能耗高，使用寿命是二十多年，它的回收和处理能耗也高。

　　“光伏产业也应该创造个‘摩尔定律’，就是每年的成本要降低多少、转化效率提高多少，制定这方面科技创新的指标。”王昌林说，目前还没有到这个阶段，还有一些关键技术亟待突破，除了上述问题，新科技革命面临的关键问题是能出现一批可大规模推广应用的产品，比如信息技术革命中的集成电路、个人电脑。

　　王昌林认为，信息技术虽然很重要，但它发生大的科技突破进而引发经济社会革命性变化的可能性不大，美国和日本都没有把信息技术作为革命性的方向来推进，只是把它作为平台技术。信息技术面临的主要是深化应用的问题。相比较于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可能性更大。但是，信息技术是平台技术，信息网络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的基础设施，就像工业社会中的铁路、公路一样，生物技术、新能源在发生革命时也将深刻地与信息技术的结合在一起。

　　王昌林表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主要面临三大瓶颈制约：能源与环境问题、农业问题、健康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都依赖于新能源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发展。从人类基因组计划到蛋白质组计划需要花费很长时间，但是如果能够真正把这些东西搞清楚，它的发展空间非常大。健康方面，肝细胞的研究成果可以让人类身体上的器官像汽车上的零部件一样可以随便更换。

　　从某种程度上讲，生物技术比新能源的产业规模可能会更大一些，它对人类生活的影响面也更大，因为它将引发医疗的变革、生命的延长、农业根本的变革。新能源行业带动的产业主要是生产装备、电池、光伏发电厂、风力发电站。并且，新能源革命只是能源方式的转变，不如电力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从无到有的革命性变化，未来的新能源技术革命与电力革命不在一个量级。

　　科技体制改革应加强顶层设计

　　中国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此次可能会被甩开吗？

　　王昌林认为，中国被第三次工业革命甩开的可能性不大，目前科技部相关部门也正在就下一步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趋势进行研究。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五方面的原因：首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其次，我国已经建立了庞大的产业体系。第三，我国拥有一大批科技人才，我国的科技人员数量全球第一。第四，我国拥有一批高速成长的创新型企业。第五，我国有巨大的市场。

　　“当信息技术革命发生时，中国正在进行改革开放，虽然我们现在是全球的组装加工基地，但是也在世界产业分工中占有重要位置。现在的条件肯定比上世纪八十年好很多，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市场经济为何物。”王昌林表示，如果说信息技术革命中国抓住了一半的话，那么目前我国完全具备抓住下一轮的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条件。抓住这次机遇将有利于推进我国新型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但是要成为未来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一极，这需要我们在体制、政策上做巨大努力。

　　王昌林表示，如果我国要在未来的科技竞争中占有重要位置，需要达到以下标志性的条件：一是要一批大家(科学家)，能够专心、潜心进行科学研究；二要有一批在全球范围内领军的企业，比如美国的微软、英特尔；三是还要突破一批、掌握一批核心技术。

　　当前，我国在迎接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方面存在一些问题。美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土壤，然而我国缺乏创新文化和氛围，并且相应的金融创新也很滞后，科技创新的体制、政策、环境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比较大。受科技体制的影响，一些关键性的技术很难突破，难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另外，当前的研究呈现出分散、急功近利、短期行为、浮躁的现象，管理体制也不符合新兴产业发展要求。

　　“当前我国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全国科技成果产业化率不到5%，使得新兴产业成为无源之水；而人才培养、使用机制不完善造成高端人才缺乏的问题仍比较突出。”王昌林说，这直接造成了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另外目前我们的很多产品成本还比较高，前期投入也比较大，虽然社会效益比较好，但是经济效益比较差。

　　由此看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十分艰巨，怎么样才能真正营造出有利于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成长的土壤，是下一步体制改革的关键。

　　王昌林表示，要积极培育市场，实施一些重大示范应用工程。积极推进市场应用、基础设施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另一方面我们要完善市场准入和监管架构，包括一些机制体制，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在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对企业更多是直接的资金扶持，对象也主要是国企。我们下一步要转向创新驱动，这是坚持的主线，当然不仅仅是科技创新的驱动，还包括体制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王昌林说，除了政府拿出资金扶持市场、引导民间资金进入，更将以比如通过政府采购，鼓励应用等政策，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促进产业发展。

　　王昌林认为，没有制度的转型和创新我们很难把握机遇，也很难充分发展。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问题归根到底很大程度上都是体制机制的问题。目前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而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要加强顶层设计、系统的改革，目前任何单一的改革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也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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